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那是每年夏天例行的大拜拜。大人物們在度假勝地輕鬆愉快地談論這世界上所有動輒影響上億人、據說因為他們而起、但肇事者並不樂意承認的問題。

杯觥交錯之後，滿嘴油光的人們從魚子醬、生蠔、碳烤羊排跟名牌葡萄酒中間慵懶地探出頭來，說：啊，讓我們來為這個世界做點什麼吧。

財富、權力、霸道、不負責任，高雅悠閒地綁在一起。何不食肉糜的人們總是一副事不關己、令人無言以對的德性，一群熱血青年終於看不下去了，他們血脈賁張地宣稱，自己在這一群狡猾的人身上找到了創造公平正義美麗新世界的起點。

舞台上電吉他與鼓聲轟隆作響，某位「嘉賓」聲音高亢：「我們得把戰爭帶進遊行隊伍裡，用和平的手段我們什麼目的都達不到！」這位先生賣力疾呼「發揚熱那亞精神」（註），不太給面子的主辦人卻在台下對記者大力滅火：「任何暴力都沒有正當性」，「我們跟暴力保持距離」，點點點。

或許是整個運動論述過於鬆散、根本沒有所謂的中心思想支撐，或許向來集體領導的菁英團體內部路線辯論沒有結果、於是各立山頭相互批鬥的老毛病又發作，總之是一個抗議，各自表述。四十年了，除了完善這個世界的原初熱情，可以讓兩代憤怒青年彼此惺惺相惜的事件越來越少，更多的是理想與背叛之間夾雜著指控與埋怨的交互參照。

不知是意外還是按照劇本，幾乎每年上演的暴力秀這回又在德國登台。在左傾自由派（linksliberal）的報紙網路論壇裡，這群憤怒青年被冠上的頭銜是「愛用暴力的白癡」（gewaltbereite Idioten）。一般對這個議題不關心的德國人聽到「抗議全球化」這個陌生的專有名詞，直覺反應好像只剩下「喔，那群年輕人又要來鬧事了」。反全球化反了這麼多年，它基本上依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都會左派、以及學院裡秉持「反叛精神」（？）、追求「進步」（？）的「知識份子」（？）的識別標章；示威抗議當中追求公平正義的熱情，一旦出了這個狹小又嘈雜的圈子便會突然變得非常沒有感染力，以致無法撼動圍繞著尋常百姓的那個遲鈍的世界。據說「愚夫愚婦」需要啟蒙、需要教育，然而殘酷的事實是，啟蒙、教育進行了這麼多年，這群「無知」的人們始終沒有開竅，人數也似乎沒有變少--等待啟蒙的人果真笨到令人崩潰，於是「先知」們只能嘆口氣，繼續扮演在失望與挫折中堅定信仰的傳教士。

左派一憤怒，右派就發笑；右派一發笑，左派更憤怒。跟警察「打成一片」的儀式每年重複，急性子的憤怒青年聯合打算革命到死的憤怒中年，跟老愛在法治國（Rechts-Staat）與右派國（rechts-Staat）之間搞曖昧的保守政客一搭一唱，兩個陣營各自賣力證明，自己的存在賦予對方的存在多麼重大的意義。如果國家是最大的暴力集團，那麼即使是一部落單停在路邊的無人警車也可視同對抗議行動的「挑釁」；警察等於領有牌照的惡棍，於是對他們拳打腳踢、甚至砸車放火毫無疑問是伸張正義。順著這個邏輯，無時不刻想利用機會找「國家機器」鍛鍊身體的熱血青年再度一擁而上，只是這回的口號換成「反全球化」。最新的發展更妙了，連新納粹也跑來插上一腳。這其實不難理解，同樣是反帝反美的意識形態，同樣是插花帶幹架的集體行動路數，左派想得到，極右派也不笨。只要往政治光譜兩端望去，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的憤怒青年到處都是；打倒萬惡的資本主義大家一起來，這哪是左派的專利？

不論是左還是右，舉凡世間一切以正義之名所行之事一旦嚴肅到了偏執的程度，就會開始出現喜感而變得歡樂。這很值得嘆息，因為它可能真的是個所有「想讓某些事變得令人滿意」的好人們都不肯承認的宿命。

革命會痛會流血，所以有膽嘗試的人畢竟是少數，大多數還是懂得往人多的地方擠，因為萬一有什麼風吹草動才能分散風險、降低損害；尤其當大家都同時有這樣的理性思考時，如此的「市集」就會變得最安全、最和平、最正義。

所以那就是演唱會了：要抗議就要有音樂，不然對推動世界進步充滿熱情的人們就會精神不濟。主辦單位宣稱台下站了「七萬人」（這個數字總讓我想起紅衫軍引以為傲的「百萬人」），一個人花兩塊半歐元，利用假日在露天音樂會場上唱唱跳跳六個小時之後回家，然後，世界似乎就變得更美好了。

舞台上高高掛起主題：「（用）你的聲音對抗貧窮」（Deine Stimme gegen Armut），多麼浪漫又多麼正義凜然。巧的是，贊助單位 AOL 才剛剛被沒有出現在會場的另一群反全球化同志冊封為「新自由主義世界經濟秩序的當權派」（榜上有名的還有 Microsoft 跟 google）。唱歌咬字跟周杰倫一樣不清楚卻也一樣超紅的 Herbert Grönemeyer（DE，EN） 在熱烈掌聲中上台，興奮地說：「那些政客特地跑到這裡，以為這地區不住人就不會有干擾。但他們現在很意外也很緊張，因為這塊不毛之地竟然來了這麼多人！這場音樂會一定要發出一個聲量特大的、音樂的訊號，讓離這裡二十公里的高峰會會場都聽得到！」

搖滾是很多憤怒青年與熱血中年精神上的 G 點，這位歐吉桑也不例外，只是他話一講完立刻快閃不見人影。發言人說他回飯店去休息，「這裡實在太熱了。」

台下的大報記者隨機問了幾個現場的年輕觀眾：你們來，是為了支持演唱會的訴求與理念嗎？

「不是，我對政治沒興趣。反全球化？我不支持也不反對。這個議題太專門了，我不懂。我來是為了看 Bono。」

「反對貧窮是好事啊，我贊成，不過別叫我去抗議，那有點可怕。」

我知道確實清點人數有操作上的困難，但這個問題實在令人好奇：真正反全球化、反貧窮的人到底來了多少？

「我是來聽歌的，給我音樂就好，管你是什麼訴求，反貧窮、反歧視、反剝削、反戰、反核、還是反蝦咪碗糕都隨便，mir ist scheissegal（我他媽的都無所謂）。」

在這裡，搖滾樂跟反全球化互搭對方的便車。一邊用單純來聽音樂的人給反全球化運動充場面，另一邊則用反全球化這時髦又「進步」的議題拉人來做行銷搖滾樂的生意。現場觀眾有的只想「搖」，有的只想「反」，當然也有既想「搖」也想「反」的，還有人不想搖不想反、沒什麼意見、渾渾噩噩，卻很愛看熱鬧。一群觀眾四種動機組合，全都混在一起，誰也分不清楚誰是為了什麼目的而來—或者，當所有人一同 high 起來的那一剎那，目的其實已經不重要了：在這時候認真估算聲音與憤怒齊發到底能為實踐公平正義的理想增加多少動能，不但殘忍也很煞風景。面對越邪惡就越壯大、也因此越該死的資本主義，憤怒青年們所能享受的最後一個特權是：花半天時間用幾首搖滾（台）上（台）下交相賊，好暫時忘記無計可施的沮喪。

報導整個抗議活動的德國公視第一台（ARD）記者搶了一個很特別的獨家：麥克風直接伸向幾個參加反 G8 示威的年輕人，問他們「反全球化」（Antiglobalisierung）到底是什麼意思。現場實際情況如何，做為一個觀眾我無法看到全貌，但播出來的畫面是這樣：只有少數幾個人可以口若懸河地說出一番道理，不過聽起來很像當年台灣高中生為了應付聯考辛苦背誦「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或者「國父遺教」，理論生吞活剝，思想教條奮力啃完，但是沒有消化又原封不動地吐出來。其他大部分的人或者講得支離破碎，或者三兩句就開始支支吾吾、無以為繼，或者楞了一下之後尷尬苦笑，還有一個女生說，「你等一下，我看看宣傳手冊上怎麼寫」。

偉大理想的實現常常只是歷史的偶然。它的運作基本模式是：旺盛而素樸的勇氣支持一群無力參與複雜理論辯證、但是行動力很強的人因為「直覺認為對了」便使勁往前衝。那個場面通常十分混亂，帶頭的很可能是個演說魅力遠遠強過人緣跟領導能力的天才；大部分人慷慨激昂的同時都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走，不過如果夠幸運，在場內場外所有人做好心理準備之前，世界就真的變了：變得更好，人們就稱這場混亂為革命；變得更糟，志士們先相互批鬥一陣，然後約好再搞下一場。

那次 G8 抗議活動的口號是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或許，接下來我們應該高呼：Hoch die internationale Solidarität，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那奔向美好前程的，究竟是我們當中的哪一個？」
「除了上帝以外，誰也不知道。」



註：2001 年的 G8 高峰會在義大利熱那亞（Genua）召開，那一次連燒帶砸，警察跟示威者的「住民地戰鬥」整整持續兩天。一個二十三歲的義大利青年朱利安尼（Carlo Giuliani）腦袋挨了警察一槍、倒在街上，從此再也沒有爬起來，這是 G8 反全球化抗議活動有史以來第一次出人命。然後，跟所有前景難料的革命事業一樣，不管願不願意，他就被奉為烈士了。

延伸閱讀：典型的高峰會決議就是許你一朵天邊的雲彩，無限美麗，但也不著邊際。（懶得翻成中文了，看得懂的請參考，看不懂的對不起。）

後記：還是舊稿，補了一點點新東西。圖是本（34）屆日本北海道洞爺湖世界首腦夏令營（サミット，Summit）外日本抗議組織的 logo。同一批大人物們明年夏天會轉檯去義大利的 La Maddalena：真是冤家路窄，又遇上討厭的貝魯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歐洲的憤怒青年，你們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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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森來的好人

很難得對一場球賽興趣這麼低，因為開始之前就知道結果的對決不會帶來算命時吉凶未卜的緊張與「樂趣」。在這場比較像聯誼的奔跑裡，大衛完全沒有機會打倒歌利亞，屠城是無法逃脫的宿命；被預訂的受難者無比乖巧，平靜得不打算為自己不甚體面的下場做任何特別的準備。下定決心當砲灰的當事人本身或許並不勇敢，但在一旁事不關己的人眼裡，伸長脖子等待刀子落下的姿勢無論如何總是很悲壯；許多人就是在看了這樣實力懸殊的比賽之後，才赫然發現自己還有惻隱之心。在競賽中同情弱者很難被稱之為一種美德，之前妄想出現逆轉奇蹟的天真浪漫也沒有什麼值得嘉許，至於那個相對巨大強壯的人呢？嗯，只要記得下手的時候留點餘地就好，他想擺在陣前的究竟是坦克還是轟炸機，作戰中心思想是不是所謂的「大艦巨砲主義」，也沒有太多人在乎了。

這是 2008 年歐洲杯足球賽的分組資格賽，德國客場對聖馬利諾（San Marino）。

聖馬利諾，國際足球總會（FIFA）的排行榜上還落在台灣之後大約三十名。這個國家的存在對我們渺小的島國應該很有意義，畢竟世界上可以被台灣拿來建立自尊心的足球隊實在不太多，何況還來自強權群集的歐洲。

這是個藏著神秘幸福感的名字，聽起來很像一家會做出超好吃提拉米蘇的蛋糕店。不清楚它確實的地理位置，或許又是個大隱隱於歐陸，只有觀光達人跟政商名流才能摸清楚門路的世外桃源。聖馬利諾的球員除了一個在義大利丙組職業隊踢球，其他都是業餘選手，有上班族、農夫，還有工匠師傅。乳酪做完、葡萄酒釀好、給一張不能坐的木頭椅子換上新的腿之後，閒閒沒事就來踢足球，然後踢著踢著，就把自己踢進了國家隊。這樣的組隊方式讓我想起大學時代文學院各系的棒球隊：只要你從小時候起大部分是站著上廁所，那麼最少就有二軍可以參加。這支球隊看起來很像學校裡某些弱小、冷門卻團結的體育社團，比賽場子裡他們離快樂最近，離勝利也最遠，實力位置落在完全無法引起注意的邊緣，但每次吆喝要打球，總會見到他們高高興興地在妳面前跑來跑去，從不缺席。

德國隊呢？像是大學生放暑假參加自強活動，一邊度假一邊進行移地訓練。世界杯之後才從克林斯曼（Jürgen Klinsmann）的副手扶正、接任總教練的勒夫（Joachim Löw）先生說，「我們知道我們會贏，但還是要努力進球」。許多德國人可能到現在都還沒有從那場「夏天的童話」（Sommermärchen）夢境中完全醒來，眼前這一場預料將十分輕鬆寫意的「遊戲」（Spiel），顯然又會讓這場美夢繼續延續下去。

比賽哨音響了。帶著龜殼花紋的白色皮球從中線向某一個半場勤奮地滾動。

第十二分鐘，一比零。頭錘。

第二十九分鐘，二比零。右邊射門。

第三十分鐘，三比零。十一號的「米羅」（Miroslav Klose）從左邊起腳。

第三十五分鐘，四比零。上上個球季改變造型、到倫敦（Chelsea F. C.）去教面對球門經常腿軟的英國人怎麼罰球的巴拉克（Michael Ballack），從右邊補了一球。

第四十三分鐘，五比零。左邊射門。

第四十五分鐘，六比零。又是「米羅」，晃過忙碌不堪的聖馬利諾球門，用腳背優雅地撥球入網。

世界末日前四十五分鐘，下半場開始。第四十七分鐘，第六十四分鐘，第六十六分鐘，第七十一分鐘，第七十三分鐘，第八十七分鐘，又是六球。聖馬利諾的年輕守門員很快地就被隊友集體惡意遺棄而必須孤獨地守著那個注定要丟掉的陣地，更糟的是，背後的球門似乎一分一秒不停地變大。

十二球。一個讓所有人都不容易輕鬆面對的數字。剛好就是第九十分鐘，聖馬利諾球員在禁區用手碰球。那其實只是個跳躍時的身體自然擺動，並非蓄意，罪不及死，但土耳其主審還是吹了一個「十一公尺球」。

這世界就是這樣：形式的正義如果在是非曲直還在模糊地帶遊走的時候降臨，那麼它的姿態便總是很粗魯、很沒有人情味。

德國隊罰球。這時場邊大老遠跑來加油的德國粉絲起鬨了，他們指定要最閒的那個人來踢。這聽起來似乎有點詭異但想想也不無道理，既然世間所有的運動競技都不能背離娛樂觀眾的本質與使命，那麼就是他了：幾乎等於整場球怠工的門將雷曼（Jens Lehmann）小跑步從德國隊的禁區越過中線往另一個半場移動。他走到對面禁區前，在邊線停了下來，吐出一口長氣穩住心情，準備以一種離奇的方式名留青史：如果這球罰進，他就是德國足球國家隊有史以來第一個在國際比賽裡進球的守門員。

讓「一號」來罰十二碼的場面在德國職業聯賽一點也不稀奇，但在這裡，又偏偏是這個時候，同一個起腳的動作可能就有了不同的意義。突然，聖馬利諾的兩個球員向雷曼靠近，舉起手掌對他左右搖晃，嘴裡嘰哩瓜啦地流出一串義大利文。留英（Arsenal London）、也待過義大利一年（AC Milan）的雷曼並沒有完全聽清楚，但他抓到了兩個英文字。一組關鍵字。

„Fair play!“

雷曼馬上懂了。這兩個單字字面的意思一點都不難，背後的意義也是。他笑了一笑，想了兩秒，然後繼續面向聖馬利諾禁區，但是小跑步倒退回到自己的球門前。最後，總是滿頭大汗的代理隊長施奈德（Bernd Schneider）自己上了，他退後幾步、起腳、破門，動作跟教科書寫的一模一樣，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主播記者的語氣並不興奮，但還是忍不住洩露了德國人喜歡下功夫建立資料庫、並且經常在檔案裡頭回顧歷史的習慣：十三比零，德國隊參加國際賽一百年來，從沒有在客場進過這麼多球（註一）。

雷曼放棄「做第一人」的機會，原因記者當然很有興趣。領先十二個球，讓整場只碰到一次攻門、悠哉悠哉地幾乎要被觀眾忘記的守門員來罰球，「這看起來像是種污辱（Demütigung）」。賽後他站在場邊接受訪問，麥克風前後，整個雲淡風輕。

Fair play。公平競爭？世界排名一九一對上世界排名第九（註二），就像 2007 年美國職棒大聯盟世界大賽冠軍波士頓紅襪遇上台灣職棒十三連敗的兄弟象，這場球從一開始就不公平。所以，這裡的「公平」顯然是別的意思：

你實力很強，但請不要用羞辱我來證明這一點。

「你很光榮，但是我很難堪，而且這樣子進球不會讓你更光榮，卻會讓我更難堪。零比十三，我知道我因為你的優秀而必須落花流水、慘不忍睹，但是，讓場上最不可能進球的守門員也進球，又偏偏是在這個時刻，我這樣的失敗會是你的快樂嗎？兄弟，我相信你信仰的是慈愛的上帝，不是霹靂布袋戲裡的黑白郎君。」

忍不住想起以前遠東區少棒賽裡，被我們打得淚眼汪汪的香港或者關島隊的小投手。在弱肉強食的世界裡，強者有殘忍的權利，但這種殘忍卻往往讓強者陷入一種獨有的、競賽倫理的困境：一般人一方面樂於歌頌強者，同時又因為容易同情弱者而課予強者節制的義務，於是不留餘地的火力展示先會引起短暫的讚嘆，隨後便被認定是冷血的侵略。競爭場子裡強者決定規則，但卻是由弱者定義道德，強者如果只能迫使弱者屈服而不能讓他們佩服，那麼便只贏得懼怕而失去尊敬，勝利於是變得無聊、空虛起來。歡呼的勁沒有了，因為靠痛宰弱者得來的爽快並不太踏實；僅僅為了單方面的自我感覺良好而順手把對手早早舉起的白旗搶來扔在地上，並且當著人家的面用厚重的軍靴嘻嘻哈哈地踩來踩去，這不是比賽，倒比較像報仇。

這裡不談文明與禮節，只談感覺：是的，強者的溫情與寬厚很容易被看做是偽善，但輸贏以外確實還存在著一些我們講不清楚的東西，它們讓我們覺得參加比賽很有趣，儘管我們可能很少贏過誰。聖馬利諾的球員或許自尊心特別強、臉皮很薄，也或許他們只是單純喜歡踢球，知道贏球輸球都有固定的規矩，不論結果如何，這些規矩讓他們每次離開球場都可以因為盡力而心安，再因心安而愉快，下次有機會願意再來。

在某種不方便說破的「困擾」下比賽，德國球員踢得並不輕鬆，臉上甚至充滿歉意。到最後，十幾位球員在克制有禮、敦睦邦誼與摧枯拉朽、強取豪奪的兩個極端之間來回奔跑了九十分鐘，其實只為了一件事：找尋那個可能根本不存在、但可以賓主盡歡的中間值。

在這場球賽裡，這個值是不是十三？聖馬利諾的球員沒有回答，只是在賽後笑著跟德國球員交換球衣，把對方跟自己一樣多的汗水穿在身上。

「足球比賽一定得踢完九十分鐘？不能像棒球一樣，輸贏比數相差太大的時候就提前結束嗎？」好心腸的光明女神又開始慈暉普照了，可惜世間許多想法之所以被稱為偉大，常常是因為它雖然在道德面應許了無比美好的願景，但操作上卻幾乎沒有實踐的可能。

還沒等到球評講完話，我已經先將視線迅速從電視螢幕上移開，轉身上網去拜訪「維基」：面積六十點五七平方公里，跟嘉義市差不多；人口只有三萬，甚至比不上台灣某些選舉造勢場子的規模。向著東南方，名叫「義大利」的長筒靴直挺挺地伸入地中海。鞋跟正上方，大腿內側，佛羅倫斯東邊，喔，原來妳在這裡……



後記：標題改自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的名劇「四川來的好人」（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埃森（Essen）是雷曼的老家。照片裡爭奪德國第一門將寶座的兩位老先生（左是剛剛宣佈退休的卡恩，右是即將回德國「專業顧門口」的雷曼）長期以來一直有瑜亮情節，這畫面看來倒是很惺惺相惜的樣子。取自德國公共電視第一台（ARD）。

註一：德國參加國際賽史上進球數最多的一場，是 1912 年 7 月 1 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以 16:0 大勝俄羅斯。主場比數最懸殊的大勝是二次大戰期間的 1940 年 9 月 1 日在萊比錫，跟客場紀錄一樣是 13:0 ，這回的苦主是芬蘭。

至於世界足球史上最慘烈的「大屠殺」則發生在 2001 年 4 月 21 日，澳大利亞在自家主場（Coffs Harbour）對美屬薩摩亞群島一役締造了正式國際賽進球數最多的紀錄，比數各位可以猜猜看。（放水小提示：大概相當於一支球隊先發、板凳、教練、經理、隊醫，還有裁判，每人各進一球）

註二：這是前年秋天的比賽，所以引用的是比賽當時、2006 年 8 月國際足球總會的世界排名。2007 年 12 月 17 日公佈的世界排名榜首是阿根廷，二至五名依序是巴西、義大利、西班牙、德國。聖馬利諾名列 197 ，「中華台北」169。

這篇其實寫完很久，但不知何故一直擱著。現在歐洲盃足球賽開打了，剛好翻出來應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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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火晚會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年輕時當不成水彩畫家、只好去當政客的小鬍子總理上任不過一百天。就在那天晚上，全德國各大小城市、尤其是大學城的大學生們聯合起來，同步舉行了一場非常特別的營火晚會。他們興奮地圍成一圈，高聲唱歌、呼喊口號，像是參加一場告白信仰並祈求神明護佑的大型法會。那天，哲學家海德格後來出任校長的弗萊堡大學因為當地下了一場大雨而無法共襄盛舉；在年紀最大的海德堡大學，學生雖然慢了一個禮拜才辦，但總覺得意猶未盡，於是一個月後又辦了一次。不管是柏林的歌劇院廣場（Opernplatz），哥廷根的市集廣場（Marktplatz），還是慕尼黑的國王廣場（Königsplatz），從北邊的漢堡、不萊梅到漢諾威、科隆、波昂、法蘭克福、馬堡、來比錫、耶拿、德勒斯登、威瑪、紐倫堡，甚至康德位於今天俄羅斯境內、當年屬於「東普魯士」的老家柯尼斯堡（Königsberg）以及奧地利的薩爾茲堡，「春天裡的一把火」就這樣在淡淡的五月天裡熊熊燃起，二十二個城市的市中心因為這場青春洋溢、活力奔放的祭典而紛紛燦爛起來，雖然光芒是那樣的詭異且令人不安——在那個群魔環伺、溫熱地令人冷汗直流的夜。

之所以說這場德國大學校園二十世紀上半葉最大規模的串連「非常特別」，是因為晚會所需的柴火並不是來自深山，而是大學圖書館。是的，這群熱血昂揚、極其斯文的讀書人做了一件很沒有書卷氣的事：燒書。那些書之所以該燒，因為那是據說連標點符號跟扉頁空白都充滿毒素的「邪書」。這不止是一場名符其實的青年自強活動，更是一場民族至上國家至上、所有參加者念茲在茲要「做個活活潑潑的大學生，做個堂堂正正的德國人」的團康嚕拉拉。

曾在波昂大學主修德國文學、原本一直夢想成為作家的「人民啟蒙與宣傳部長」戈博士（Dr. Joseph Goebbels, “Reichsminister für Volksaufklärung und Propaganda”）應邀發表演說。他瘸著腿登上講台，站在今天的柏林鴻堡大學校門正對面興奮地宣布：「將猶太知識精英誇得天花亂墜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他照例用盡各種如果沒有具備基本的文學素養、通常就聽不太懂箇中奧妙的優雅髒話，把猶太知識份子海損一頓。不過對自己的演講內容他並不太感動，因為大學時代最敬愛的兩位老師、包括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偏偏都是猶太人。他唸過的四所大學的學弟們並沒有太多人知道這段淵源，只是一個勁地在火堆旁熱烈鼓掌。

燒書典禮開始。主席就位。全體肅立。唱國歌（1，2）。學生們像念咒一樣，將心目中的牛鬼蛇神一一點名，然後把那些「骯髒下流的書」（Schmuz- und Schundbücher）逐一扔進火堆裡：

弗洛伊德？燒掉！「反對將性高估到足以輾碎靈魂！擁護人類心靈的高貴！」

馬克思？燒掉！「反對階級鬥爭跟唯物論，支持民族共同體與唯心的生活方式！」

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西線無戰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竟然用文學背叛我們偉大的前線將士，還散佈失敗主義思想，燒掉！

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曼氏（Heinrich und Thomas Mann）兄弟？楚威格（Stefan Zweig）？克斯特納（Erich Kästner）？史尼茲勒（Arthur Schnitzler）？卡夫卡（Franz Kafka）？盧卡契（Georg Lukács）？ 盧森堡（Rosa Luxemburg）？……所有「不德意志」（undeutsch）的書全部燒掉，不論作者是猶太人，還是「不愛德國」的左派份子，一本都不能少！

海涅（Heinrich Heine）的詩集也被燒了，同樣因為他是猶太人。早在一八一七年詩人就說過：「這只是場序幕而已。會燒書的地方，最後也會把人給燒了。」偉大的人物總是能預見同一時代的人無法想像的事，先知的預言一百二十年之後果然應驗：燒書的大學生們相信，民族要強大首先必須完成徹底的內部「淨化」，於是清除「雜質」成了無可推諉的歷史使命；為了確保與增進族群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的繁榮發展，國家對人性尊嚴與基本權的直接侵犯自始便不應被視之為惡，知識份子經由廣泛的動員與參與，聯合其他社會階層一起拔除插在國家背上的刀更是協助所屬政治社群自衛的正當手段。熱切、忘我的愛讓人勇敢，也會使人因為容易自以為神聖而陷入理性的迷亂——這群熱血青年具體地證明了不僅愛人是如此，愛國亦可如此。

然而，民主社會公民所能擁有的特權之一是可以對實踐這種「大愛」的必要性公開表示懷疑：為什麼我無論如何一定要愛國，即使它可能並不可愛？愛國到底是什麼意思？擁護政府？服從領袖？還是憲法忠誠？愛國家、愛民族究竟是公民經由開放的辯論、深刻的反省與持續的批判形成國族認同而願意主動捍衛的權利，還是在公共宣傳、學校教育等等政治社會化的過程裡被統治者灌輸而認知的、「與生俱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神聖使命」？在某些極端的時代精神氛圍裡，愛國始終被宣示為集體生活裡最高尚的道德，接受傳統文化的薰陶本質上是隱含規訓功能的政治義務，公民在變成文明人之前，必須先被塑造成均質劃一、沒有思想上的獨立性格、習慣從眾以逃避個人責任、盲目仰賴權威以取得安全感的順民。如果一個社會裡，歷史發展唯一的前進方向是追求集體的強大與榮耀，那麼愛國主義必定氾濫成災，成為人民別無選擇、非一致團結在「英明領導者」周圍不可的「政治宗教」，國旗、國號、國歌、「光明燦爛」的歷史等等符碼就是譴責異議者最血腥的符咒：人們依然懂得批判，但只批判拒絕把個人命運跟國族命運綁在一起的人；人們依然懂得反省，但反省的總是「你們為什麼不團結」。

「德國，德國，世間至高無上」（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über alles in der Welt），學生們用無限膨脹的文化優越感培養出非我族類則除之後快的精神潔癖，而整場歷時十二年、去除「污穢」以光宗耀祖的祭典，就從今天聚在這裡燒書開始。種族偏見源於「害怕被異化」的潛在恐懼，服從於理性的勇氣在共同的恐懼轉為信仰、再利用仇恨捍衛偏執的過程裡徹底受到壓制；訴諸暴力此時被視為消除恐懼唯一的出路，於是越害怕就越粗魯，也越能產生連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巨大力量。知識與教養甚至是最令人不寒而慄的嘲諷，因為人一旦退化為野獸，除了不凡的文化素質，還有什麼能讓野蠻的實踐變得更細緻、更優雅、更有品味、更高效率？

學生們燒掉看得見的文字、書頁，而那看不見的、這個詩人與哲學家的國度自啟蒙以來累積的人文精神，甚至人之異於禽獸的那一點小小的差別，也隨著令人毛骨悚然的火光化成縷縷黑煙，飄渺地消失在這場巨大的荒謬當中。

戈博士演講完之後回到家已經是深夜。臨睡前他在日記上這麼寫著：「很累地爬上床。屋外，整個讚到不行（herrlich）的夏天今天開始了」。同一時間，剛逃到巴黎、在霍克海默身邊擔任助理研究波特萊爾的班雅明，正在西班牙的 Ibiza 迎接他此生第一個冷冽的夏天。咖啡店裡寫作的日子緩慢而悠閒，那時他並不知道自己的著作儘管在那天晚上沒有被燒，但後來卻也成了禁書，而且此生再也沒有機會見到它們在德國重新出版。冥冥之中他似乎對自己生命的末路已有預感，所以積極地將與友人的書信往來當作紀錄思考所得的方式：「……所有我們最好的想法都要留在信裡，因為沒有跡象顯示，我們再次見面的日子已經近了」。

兩萬本書的灰燼就這樣在空中倉皇地翻飛。每一頁哀怨與無奈都相互交錯，共同織起一張漫天的黑幕，好不容易等到重新撥雲見日，一整個世代卻已經無言而心虛地老去。德國藏書量最大的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在「營火晚會」七十三週年紀念日當天早上舉辦紀念儀式，由作家們公開朗讀當年被燒毀的書，這個簡單的動作所表達的是一種肅穆的敬意：如果書本與作者一樣有靈，在遭受粗暴對待以致粉身碎骨之後也懂得耐心等待平反，那麼，平靜地朗讀出當年不准朗讀的句子時所發出的、充滿知性與感性靈光的聲調，正是最好的安魂曲。就在我熟悉的校園裡，許多人在那個艱難的年代執著地「玩火」，結果幾乎燒光了人們對知識份子清明理性最後的期待，所幸——這其實是最大的不幸——後來靠著另一小群人不惜「玩命」才終於扳回一城，於是我們有機會繼續浪漫地相信，學院提供的思考訓練與文化教養對人類拋棄獸性、遠離愚昧終究還是有它基本的功效。當年興奮點火的人如果今天有機會在圖書館目錄裡發現曾被自己拋入火堆的書，那會是什麼心情？在下一個天清氣朗的日子裡再度走過同一個校門時，這個問題我已經沒有興趣關心，但我會永遠想念那些為了阻止火勢蔓延到其他無辜的人身上、而願意把自己也扔進去當成最後一片柴火（…dann sei Du ganz bereit, und in das Feuer, das verraucht, wirf Dich als letztes Scheit!）的人們。

通往大學圖書館的大理石走廊一百四十多年來始終是那樣的光滑雪白、質地堅硬，像是勉勵所有走進館裡的人對於知識的追求都應該秉持某種純潔、天真、而且絕對服從於理性的固執。一樣是難以彌補的巨大損失，館史記載了戰爭期間三分之一館藏毀於戰火的遺憾，但燒書的尷尬過去則完全隻字不提——這確實是難言之隱啊：自以為是的知識份子在誤入歧途之後其偏執究竟有多麼無可救藥，常常連自己事後也不敢承認。在那驚心動魄的「營火」熄滅多年之後，我越過半個地球來到這裡，定期聆聽老教授一行一行、虔敬而熱情地講解那些當年被極端焦慮的人咒罵、丟棄、曲解的句子，他們專注的音調始終理直氣壯且一無恐懼，如同黑夜裡一把又一把被昂然擎起的溫暖火焰。

此時自己最深刻的內在常感到幸福與平安。我想，我看到了象牙塔裡真正光明的所在。

（二○○六年五月十日，陽光燦爛的慕尼黑）


圖一：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大門前的西洋古文明四大天王（自左而右）：亞里斯多德（Aristoteles）、希波克拉提斯（Hippokrates）、荷馬（Homer）、休昔提底斯（Thukydides）。
圖二：「營火晚會」，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柏林。取自德文維基百科。
圖三：「往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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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先生

「敬愛的顧客：

我們很遺憾必須通知您，『學院書店』因為結束營業，已自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關閉。謝謝您長年來的忠實惠顧，祝您身體健康，二○○六年新年快樂。」

白紙黑字，襯在平時用來裝講義的防水塑膠封套裡，四個角斜著黏上細細的透明膠帶，再往店門口外、平時展示新書的櫥窗一貼。店老闆沒有進一步解釋理由，只簡短地宣布一家書店的消亡。

二十幾坪大，不過就是賣書，而且一半以上是教科書。空間狹小，談不上什麼裝潢或者氣質品味，沒有會員卡，沒有折扣，沒有附設咖啡雅座，更沒有二十四小時營業。它幾十年來就是這樣侷促地擠在素樸的法律系系館旁，看著來來往往的學生通過國家考試變成公務員、法官、律師、政治人物，或者幫助像我一樣的外國學生拿到學位回到自己的國家，然後繼續鼓勵更年輕一代的學生也到這裡來唸書，也到這裡來買書。

在書店裡最常遇到三位店員。一位先生兩位太太，應該最少五十以上甚至逼近退休的年紀，個個慈眉善目，看起來就算不是在書堆裡出生，也像是準備在書堆裡老去。他們另一個共同的特徵是講話總是輕聲細語，讓人抬頭看見自己被滿屋子的書圍繞時，會以為身在大學圖書館。

結束營業前四天才在這裡訂了書，那時櫃臺後面非常稀奇地站了一位從沒見過、學生模樣的年輕小姐。「您的書明天就到了，不過因為我們只營業到禮拜五，所以如果之後您要拿書，麻煩到學校大樓旁的薛凌街（Schellingstrasse）或者後面的阿瑪利恩街（Amalienstrasse）的另外兩家去。」因 為聖誕夜剛好是禮拜六，所以我並沒有發現什麼異狀，只是有點奇怪，平常那位很客氣的白髮伯母今天怎麼不在。

隔天我付帳拿了書，櫃臺還是那位年輕的小姐，白髮伯母還是沒有出現。

昨天我又去訂書，但是走到書店門口，卻看到這張公告。

屋子空了，書不見了，非常突然，像是一覺醒來世界就變了樣，讓人完全沒有準備。白髮伯母當然也不在，我發現自己開始有點想念她。

其實根本不應該到這裡來買書的。我不念法律，要的書這裡幾乎都沒有。德文系旁邊、物理系對面有著暗粉紅牆壁的那兩家，專業文獻滿滿一整櫃，才是我該去的。但我還是始終往這裡跑，因為店裡有著一位白頭髮的慈祥伯母。

因為那位伯母是我在慕尼黑多年所遇過、完全不懂中文的德國人當中，唯一可以準確地唸出我的姓氏的人。

我護照上的名字使用威妥瑪式拼音，德國人見了沒有一個會唸。我的指導教授唸了八百多次，每次總是偏著頭、皺著眉、亂猜一通，齜牙咧嘴之後冒出各種奇怪的發音，但沒有一次唸對，而且這次我提醒了，下次見面他又唸錯了。幾次嘗試失敗，我決定放棄繼續教他可能被他當成夷人鴃舌的發音方式，甚至有一次做報告，他向班上同學介紹我是「韓國來的」，我也懶得更正。

指導教授太忙，學生太多，沒有義務跟閒工夫去弄清楚一個外國學生拼法怪異的名字到底該怎麼唸，或者記得他的身家背景。這點我完全可以理解。

但她不一樣。每次訂書留下姓名就是一次發音練習，或許因為我見到白髮伯母比見到指導教授的次數多，多到她想不認得我都不行，所以她很快就知道這個字雖然長相奇特，但對德國人而言除了「陰、陽、上（ㄕㄤˇ）、去」四個聲調，正確地唸出來完全沒有困難。她顯然是努力過的，只試了幾次就唸對，而且之後每次都對，雖然一律唸成第四聲：

「您是 H 先生？我們這裡還有另外一位 H 先生，為了區別，可以請您留下名字嗎？」

我笑了一笑：「您提到的那位 H 先生，我想我認識。」如果猜測正確，他應該就是那位因為藏書太多還曾經上過報紙的法官學長。

因為她會唸我的名字，所以從此我所有的教科書都在這裡訂。或許這真是個很無聊的理由，但是我喜歡聽她正確地唸我的名字。如果去了書店看不到她，而且不急著當天非訂書拿書不可，我甚至會刻意空手離開，隔兩天再來。

但是現在櫥窗裡什麼都沒有。沒有書，白髮伯母也不知去向。我好奇地靠近大門，把鼻尖輕輕抵住落地窗，睜大眼睛努力往陰暗的玻璃之內探看、搜索，好一陣子之後一無所獲，此時我終於得告訴自己要面對現實：無論如何，那個發音正確的「H 先生」是再也聽不見了。眼前這個無法理解的世界依然停留在聖誕夜關門熄燈後的巨大黑暗裡，悉悉梭梭、潮濕又冰冷的風一直急速地刮過耳膜。

如果那紙公告是一張不忍細讀的訃聞，那麼書店死去的同時，那個聲音也死了。

那是二○○六年第一個全城各角落都甦醒的日子。發現一種對自己有特殊意義的存在因為突然消失而一輩子無法忘記，這讓我有些不知所措。

被迫改到其他書店訂書。學校後面那家。金色短髮的小姐很親切也很客氣：

「您是第一次在我們這裡訂書嗎？」「對。」
「那麼請您留下姓名、地址與聯絡電話。」「好。」

我寫下組成我的姓氏的三個字母，她看了一下，繼續微笑，鍵盤上一陣滴滴答答。「書已經幫您訂好了，明天就可以來拿了喔。」

她沒有唸出我的名字、叫我「H 先生」，只用個簡單的「您」代替。或許不會唸、怕唸錯，所以不敢唸，絕大多數德國人的反應似乎就是這樣。這點我完全可以理解。其實只要不把價錢算錯、書目弄錯，我不應該在乎其他無關緊要的細節，因為我們的關係在交易結束之後便一刀兩斷；我在這裡的身份是沒有臉孔的顧客，不是在世間獨一無二存在的 H 先生。就像只要能讓我順利畢業，我根本無須關心自己的指導教授究竟有沒有語言天賦；在他面前，我可以姓 X、姓 Y、姓 Z，畢業之前他對我的印象或許只剩「喔那個名字很難唸的亞洲學生」，畢業之後甚至可能根本就不再記得。

於是終究還是忍不住想念起那個聲音。離開書店之後，我直接從後門鑽進學校大樓、穿過有著蘇菲（Sophie Scholl）頭像跟「白玫瑰」紀念碑的中庭，再越過馬路，沿著冰凍的廣場噴泉邊緣轉入小街，回到那間空房子門前，拍下這張照片。

雪一直細細地飄著。因為那個聲音永遠地消失了，所以整個城市特別安靜。走過大學咖啡館紅色招牌的剎那，我決定不搭地鐵，刻意頂著一頭紛亂而無言的雪花，在市中心區鋪著一層挫冰的石板路上踩出一個一個腳印，讓它們慢慢地推著我回家。


ps. 兩年前的舊稿。一年前因為一時手滑，把舊的部落格全砍了，其中大部分文章都已隨之散失，這篇是少數還能撿回來重貼的。

延伸閱讀：書店，書價，讀者。一點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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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Verklärung?

「請問版主一個問題 : 德文 Verklärung 這個字要怎麼解釋 ? 台灣說法一大堆，是否有我們無法理解的宗教意義 ?」

前幾天網友 DLowe 在留言板出了這麼個作業，問題來源是作曲家理查史特勞斯的交響詩 Tod und Verklärung 。這首曲子的標題中文有人翻成「死與變容」，有人翻成「死與淨化」，李歐梵教授據說將 verklären 譯為「轉世」，印象中還有諸如「昇華」、「變形」等等講法。

以下我把自己的理解稍微整理一下。

要談 Verklärung 這個字的意義，可能得先從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一節到第十三節講起。這一段提到某天耶穌跟彼得、雅各、約翰一起上山，然後在三人面前突然「變了形象」（verklären），氣色雍容聖潔，面容明亮如日（大概就是金光閃閃、瑞氣千條的樣子吧），接著從雲端傳來上帝的聲音：「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耶穌透過這個方式讓上帝向世人證實，他就是神的兒子。在這個脈絡下，verklären （Verklärung 的動詞）的第一個意思是升至塵世之上（Erhöhung ins Überirdische），超凡入聖，與神平起平坐。

這段聖經敘述的另一個重點是耶穌因為聖靈充滿而「變臉」（天主教還因此有個「變臉節」：主顯聖容日，八月六日），於是 verklären 延伸出另一種意義，也是德文字典上最普遍的解釋：

使人（因為基於某種幸福的期待、美好的回憶等正面的感官經驗基礎，而）臉色充滿喜悅、神采奕奕，或者使某事外表上看來光明燦爛。

現在回到這首曲子。我們先來看一下作曲家自己怎麼說：

「大約六年前我突然有個念頭，想把一個人...臨終前生命的最後時刻用交響詩的形式寫出來：病人在病床上半睡半醒，呼吸沈重而不規律；幾個好夢在他臉上變出個笑容...他醒了，但巨大的病痛又開始折磨，高燒使他的四肢不停抖動。當疾病的侵襲結束，痛苦也消退，他開始回憶起自己一生過往：童年時光從他的眼前流過，青少年時期總伴隨著努力與激情，然後，在痛苦再度來臨的同時，生命經歷的成果也在他面前顯現。然而那些他試圖去實踐、用藝術的方式表現的想法與理想終究無法完成，因為僅憑凡人之力是不可能達到完美的。最後，生命終結的時刻近了，靈魂離開了軀殼，到了永恆的宇宙去，以便用最美妙的形式尋找在塵世間無法實現的完美。」（註）

Tod und Verklärung 中文有人譯為「死與『變容』」，我猜大概是從英文 transfiguration 來，至於「死與『淨化』」、「死與『轉世』」則不知所本為何。 Verklärung 確實有脫離塵世的意思，但在標題裡，將死亡與這個意義連結、並列，似乎沒有太大的意義。「變容」的翻法雖然最接近，但其實還有點僵硬。這首曲子描寫的是一個終其一生致力於追求最高成就的藝術家（有人猜測史特勞斯是暗喻自己，但作曲家本人再三否認）在臨終之前回憶自己一生過往，有天真與甜蜜，有奮發與熱情，有得意與自信，更有作品無法求得完美時的沮喪與遺憾，而回憶過程中還不斷有病痛凌遲，總之生理與心理苦樂參雜、交相煎熬，卻在生命走到終點前的最後一刻，仍然熱情地期待在未知的世界裡繼續追求完美，於是離開塵世時的面容因為這個美麗的盼望而竟然容光煥發起來。我認為這應該才是理查史特勞斯用 Verklärung 這個字所要表的意義。

個人見解。歡迎批評指教。


註：慕尼黑愛樂節目單的樂曲解說，2007 年 10 月 25 日。全場理查史特勞斯。

圖：Richard Strauss：Tod und Verklärung，卡拉揚指揮柏林愛樂。這首曲子我的第一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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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匠街五號

剛到德國的第一年，住在位於市中心的宿舍。

那半年多活在世上唯一的目的，就是通過及格率只有三分之一的語言考試。它不是意外的試煉，幾個月前的某天傍晚走向登機門的那一剎那，這件事就已經完全確定。你可以說我勇敢，不過還是請你相信，人只要浪漫到了自以為是的程度，就真的什麼都不怕。用功既不是我的興趣更不是我的專長，只是不得不然，但考試的事一向難說；會不會過？有希望，但是沒把握。沒有過關，後果非常嚴重：不及格，入學許可當場就成了一張廢紙，不能註冊就不能延簽證，不能延簽證就得回家，之後還會有一大段時間沒有辦法好好面對因無能而夢碎的自己，想到這裡，朗朗青天也要黑掉一半。徒勞的人生再可鄙也不過如此了：大清早起床，擔心自己必須具備的某種能力沒有辦法在下一個日出之前繼續向上提昇；夜晚入睡前，又很緊張即使生命毫無長進，笑面虎一樣的上帝還是無情地從我的時間帳戶裡扣去二十四個小時。天天在宿舍所在的百年老屋以及只認得老師、同班同學卻始終面目模糊的語言班之間像鐘擺一樣來回晃盪，這難以駕馭的「番邦語言」像座你每爬一寸、它就同時又長高一寸的大山，蠻橫地擋在某段「光明前途」的最前面。如果世間真的有什麼事令人徹底絕望，我想首先絕對是因為看不到終點的緣故。

某個初春夜裡十一點，路燈代替了月光，把亮晃晃的死白烙印在空曠的大街上，氣溫低得令人鼻腔乾澀、聲帶僵硬。一如其他尋常的夜，我的影子被書桌上鵝黃的燈光拖了出來，循著大腦的皺摺踽踽獨行，在複雜的動詞變化、例外多於規則的名詞性別、各種詭異的句型結構、前所未聞的假設語態、以及無論怎麼背也背不完的單字所共同組成的迷宮裡頭昏腦脹，同時努力調整聽覺神經系統裡的語言頻道，試著訓練自己在最短的時間內，將幾個月之前才突然開始二十四小時全天候接收的陌生發音與腔調正確而反射地翻譯成母語。這樣吃力的頭腦體操，跌跌撞撞幾個小時便足夠令人身心俱疲，我開始煩躁起來，便暫時將眼睛移開桌面，抬起頭，朝著馬路對面市銀行大樓牆壁上華麗、古典但已被歲月磨得坑坑疤疤的浮雕，放鬆地張望。

樓下石板路上有人群移動。細碎的腳步聲混著模模糊糊的談笑，黑壓壓地自遠處緩緩飄來。住在鬧區中的鬧區，聽到酒酣耳熱的觀光客在深夜大呼小叫一點也不稀奇，我習慣性地寬容，一如面對生命裡許多除了嘆氣之外無計可施的時刻。

突然，一段音準略有失誤的標準台語歌聲拔地而起、直衝耳際：

「喔……瞎瞇攏不驚！喔……向前行！」

幾個月以來，以我為中心的世界裡陽光一天比一天灰暗，恍惚之間末日好像就要降臨，但這因為高亢而竟然有些「悅耳」的「噪音」卻讓人心頭一震，我發現過去有意無意把軟弱當特權的自己不過是暫時置身冷酷異境。像退伍的當天凌晨兩點聽見起床號，我被善意地提醒生命中某一段無法忘懷的灰頭土臉正穩定地接近終點，同時假裝不知道之後或許還會面臨其他更難以招架的狼狽。那兩句歌聲應該算不上是某種鼓舞，不過已足夠讓我認清現實：之前也曾埋怨過這世界為何如此冰冷，讓個人客觀上渺小、主觀上巨大的困境如此令人窒息，但此刻不得不心虛地承認，挖了洞讓自己掉進去的其實就是自己。

退無可退的窘態越來越禁不起滿懷善意的關心與探問。我想我得儘快掙脫「自我感覺不良」的沈溺，在一切關於「啊你怎麼會落到這個地步」的解釋開始變得滑稽之前。

緩緩從窗台邊抽身，混雜著頓悟似的清醒，把打了敗仗般的軀殼扔進單人床的被窩裡。青春無敵的林強在腦海裡蹦蹦跳跳，除了眼睛比我更大所以眼神比我更亮，他那相信「即使天塌下來都要撐住、未來總是充滿希望」的興奮臉龐，跟我幾個月前收到「粗拉送」（Zulassung，大學入學許可）時一模一樣。命好的人比較喜歡面對現實，因為幸福就在當下；自討苦吃的人得不斷將對未知前景的樂觀盼望化為意志力，才能說服自己今天所有的辛苦終究不會化為烏有，「好日子已經很近很近了，只是你現在暫時還看不見」。生命的轉折雖然遲但角度多麼美好，我想像未來幾年，每個禮拜會有幾天坐在八十年前韋伯（Max Weber）演講「學術做為志業」（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大講堂，此刻念得昏頭轉向的「蟹行文字」會規矩、乖巧地按照我的意思爬滿筆記本；下課了，跟老師微笑說再見之後離開教室，大理石走廊盡頭必有溫暖而堅定的明亮，彷彿古典詩人與啟蒙哲學家走出書本時散發的炯炯靈光。

思緒回到這小小的房間。課本與講義在眼前一一散亂攤開，從桌上蔓延到地上，再攀爬到床上。今晚這世界始終沒有發生令人感動的改變，艱澀的文法不懂的還是不懂，單字性別記不得的依然記不得。起身走進浴室，找了條毛巾，弄濕，把扭曲的五官抹回定位，對著鏡子發了一點呆。

喔，瞎瞇攏不驚。喔，向前行。


圖：皮匠街五號（Ledererstraße 5, 80331 München），我在德國、也是在慕尼黑的第一個落腳處。整棟屋子屬於一個號稱德國最大的音樂性學生社團所有，這個社團只收男生，成立至今超過一百四十年。當然，歷史一久、規模夠大，就會有大人物出現，而我們社團的「學長」裡確實有偉人，其中最有名的是諾貝爾獎得主、大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他當年是合唱團指揮。

房子的一樓是有名的豬腳店，每天早上出門時，靠近宿舍大門這一側的大透明玻璃裡總有一隻死相安詳、細皮嫩肉的大肥豬地被赤條條地凌空架起，而且體態完好，姿勢不卑不亢，但傍晚回家再經過同一面櫥窗時，牠不見了，只看得到旋轉烤肉架底下的鋁製大托盤裡有一堆肉屑，連骨頭都無影無蹤。算算我在這幢房子待過的大約十五個半月裡，超過四百隻豬就這樣前仆後繼、無聲無息地在人類胃腸的絨毛與黏膜之間消失。

在這張照片裡可以看到我的房間：以分成白綠兩色書寫的豬腳店店名那一面牆為準，二樓左邊數來第二個窗戶就是。我搬走之後，宿舍為了照顧許多阿公級學長的需要而加裝了電梯，我的房間因為位置的關係被改建成電梯間。古建築現代化之後，竟然也順便剝奪了故人憑弔遺跡的權利，於是我再也沒有回去，因為景物與人事都已陌生，見了徒增欷噓。

（N年前舊稿，部分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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