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那是每年夏天例行的大拜拜。大人物們在度假勝地輕鬆愉快地談論這世界上所有動輒影響上億人、據說因為他們而起、但肇事者並不樂意承認的問題。杯觥交錯之後，滿嘴油光的人們從魚子醬、生蠔、碳烤羊排跟名牌葡萄酒中間慵懶地探出頭來，說：啊，讓我們來為這個世界做點什麼吧。

財富、權力、霸道、不負責任，高雅悠閒地綁在一起。何不食肉糜的人們總是一副事不關己、令人無言以對的德性，一群熱血青年終於看不下去了，他們血脈賁張地宣稱，自己在這一群狡猾的人身上找到了創造公平正義美麗新世界的起點。

舞台上電吉他與鼓聲轟隆作響，某位「嘉賓」聲音高亢：「我們得把戰爭帶進遊行隊伍裡，用和平的手段我們什麼目的都達不到！」這位先生賣力疾呼「發揚熱那亞精神」（註），不太給面子的主辦人卻在台下對記者大力滅火：「任何暴力都沒有正當性」，「我們跟暴力保持距離」，點點點。

或許是整個運動論述過於鬆散、根本沒有所謂的中心思想支撐，或許向來集體領導的菁英團體內部路線辯論沒有結果、於是各立山頭相互批鬥的老毛病又發作，總之是一個抗議，各自表述。四十年了，除了完善這個世界的原初熱情，可以讓兩代憤怒青年彼此惺惺相惜的事件越來越少，更多的是理想與背叛之間夾雜著指控與埋怨的交互參照。

不知是意外還是按照劇本，幾乎每年上演的暴力秀這回又在德國登台。在左傾自由派（linksliberal）的報紙網路論壇裡，這群憤怒青年被冠上的頭銜是「愛用暴力的白癡」（gewaltbereite Idioten）。一般對這個議題不關心的德國人聽到「抗議全球化」這個陌生的專有名詞，直覺反應好像只剩下「喔，那群年輕人又要來鬧事了」。反全球化反了這麼多年，它基本上依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都會左派、以及學院裡秉持「反叛精神」（？）、追求「進步」（？）的「知識份子」（？）的識別標章；示威抗議當中追求公平正義的熱情，一旦出了這個狹小又嘈雜的圈子便會突然變得非常沒有感染力，以致無法撼動圍繞著尋常百姓的那個遲鈍的世界。據說「愚夫愚婦」需要啟蒙、需要教育，然而殘酷的事實是，啟蒙、教育進行了這麼多年，這群「無知」的人們始終沒有開竅，人數也似乎沒有變少--等待啟蒙的人果真笨到令人崩潰，於是「先知」們只能嘆口氣，繼續扮演在失望與挫折中堅定信仰的傳教士。

左派一憤怒，右派就發笑；右派一發笑，左派更憤怒。跟警察「打成一片」的儀式每年重複，急性子的憤怒青年聯合打算革命到死的憤怒中年，跟老愛在法治國（Rechts-Staat）與右派國（rechts-Staat）之間搞曖昧的保守政客一搭一唱，兩個陣營各自賣力證明，自己的存在賦予對方的存在多麼重大的意義。如果國家是最大的暴力集團，那麼即使是一部落單停在路邊的無人警車也可視同對抗議行動的「挑釁」；警察等於領有牌照的惡棍，於是對他們拳打腳踢、甚至砸車放火毫無疑問是伸張正義。順著這個邏輯，無時不刻想利用機會找「國家機器」鍛鍊身體的熱血青年再度一擁而上，只是這回的口號換成「反全球化」。最新的發展更妙了，連新納粹也跑來插上一腳。這其實不難理解，同樣是反帝反美的意識形態，同樣是插花帶幹架的集體行動路數，左派想得到，極右派也不笨。只要往政治光譜兩端望去，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的憤怒青年到處都是；打倒萬惡的資本主義大家一起來，這哪是左派的專利？

不論是左還是右，舉凡世間一切以正義之名所行之事一旦嚴肅到了偏執的程度，就會開始出現喜感而變得歡樂。這很值得嘆息，因為它可能真的是個所有「想讓某些事變得令人滿意」的好人們都不肯承認的宿命。

革命會痛會流血，所以有膽嘗試的人畢竟是少數，大多數還是懂得往人多的地方擠，因為萬一有什麼風吹草動才能分散風險、降低損害；尤其當大家都同時有這樣的理性思考時，如此的「市集」就會變得最安全、最和平、最正義。

所以那就是演唱會了：要抗議就要有音樂，不然對推動世界進步充滿熱情的人們就會精神不濟。主辦單位宣稱台下站了「七萬人」（這個數字總讓我想起紅衫軍引以為傲的「百萬人」），一個人花兩塊半歐元，利用假日在露天音樂會場上唱唱跳跳六個小時之後回家，然後，世界似乎就變得更美好了。

舞台上高高掛起主題：「（用）你的聲音對抗貧窮」（Deine Stimme gegen Armut），多麼浪漫又多麼正義凜然。巧的是，贊助單位 AOL 才剛剛被沒有出現在會場的另一群反全球化同志冊封為「新自由主義世界經濟秩序的當權派」（榜上有名的還有 Microsoft 跟 google）。唱歌咬字跟周杰倫一樣不清楚卻也一樣超紅的 Herbert Grönemeyer（DE，EN） 在熱烈掌聲中上台，興奮地說：「那些政客特地跑到這裡，以為這地區不住人就不會有干擾。但他們現在很意外也很緊張，因為這塊不毛之地竟然來了這麼多人！這場音樂會一定要發出一個聲量特大的、音樂的訊號，讓離這裡二十公里的高峰會會場都聽得到！」

搖滾是很多憤怒青年與熱血中年精神上的 G 點，這位歐吉桑也不例外，只是他話一講完立刻快閃不見人影。發言人說他回飯店去休息，「這裡實在太熱了。」

台下的大報記者隨機問了幾個現場的年輕觀眾：你們來，是為了支持演唱會的訴求與理念嗎？

「不是，我對政治沒興趣。反全球化？我不支持也不反對。這個議題太專門了，我不懂。我來是為了看 Bono。」

「反對貧窮是好事啊，我贊成，不過別叫我去抗議，那有點可怕。」

我知道確實清點人數有操作上的困難，但這個問題實在令人好奇：真正反全球化、反貧窮的人到底來了多少？

「我是來聽歌的，給我音樂就好，管你是什麼訴求，反貧窮、反歧視、反剝削、反戰、反核、還是反蝦咪碗糕都隨便，mir ist scheissegal（我他媽的都無所謂）。」

在這裡，搖滾樂跟反全球化互搭對方的便車。一邊用單純來聽音樂的人給反全球化運動充場面，另一邊則用反全球化這時髦又「進步」的議題拉人來做行銷搖滾樂的生意。現場觀眾有的只想「搖」，有的只想「反」，當然也有既想「搖」也想「反」的，還有人不想搖不想反、沒什麼意見、渾渾噩噩，卻很愛看熱鬧。一群觀眾四種動機組合，全都混在一起，誰也分不清楚誰是為了什麼目的而來—或者，當所有人一同 high 起來的那一剎那，目的其實已經不重要了：在這時候認真估算聲音與憤怒齊發到底能為實踐公平正義的理想增加多少動能，不但殘忍也很煞風景。面對越邪惡就越壯大、也因此越該死的資本主義，憤怒青年們所能享受的最後一個特權是：花半天時間用幾首搖滾（台）上（台）下交相賊，好暫時忘記無計可施的沮喪。

報導整個抗議活動的德國公視第一台（ARD）記者搶了一個很特別的獨家：麥克風直接伸向幾個參加反 G8 示威的年輕人，問他們「反全球化」（Antiglobalisierung）到底是什麼意思。現場實際情況如何，做為一個觀眾我無法看到全貌，但播出來的畫面是這樣：只有少數幾個人可以口若懸河地說出一番道理，不過聽起來很像當年台灣高中生為了應付聯考辛苦背誦「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或者「國父遺教」，理論生吞活剝，思想教條奮力啃完，但是沒有消化又原封不動地吐出來。其他大部分的人或者講得支離破碎，或者三兩句就開始支支吾吾、無以為繼，或者楞了一下之後尷尬苦笑，還有一個女生說，「你等一下，我看看宣傳手冊上怎麼寫」。

偉大理想的實現常常只是歷史的偶然。它的運作基本模式是：旺盛而素樸的勇氣支持一群無力參與複雜理論辯證、但是行動力很強的人因為「直覺認為對了」便使勁往前衝。那個場面通常十分混亂，帶頭的很可能是個演說魅力遠遠強過人緣跟領導能力的天才；大部分人慷慨激昂的同時都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走，不過如果夠幸運，在場內場外所有人做好心理準備之前，世界就真的變了：變得更好，人們就稱這場混亂為革命；變得更糟，志士們先相互批鬥一陣，然後約好再搞下一場。

那次 G8 抗議活動的口號是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或許，接下來我們應該高呼：Hoch die internationale Solidarität，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那奔向美好前程的，究竟是我們當中的哪一個？」
「除了上帝以外，誰也不知道。」



註：2001 年的 G8 高峰會在義大利熱那亞（Genua）召開，那一次連燒帶砸，警察跟示威者的「住民地戰鬥」整整持續兩天。一個二十三歲的義大利青年朱利安尼（Carlo Giuliani）腦袋挨了警察一槍、倒在街上，從此再也沒有爬起來，這是 G8 反全球化抗議活動有史以來第一次出人命。然後，跟所有前景難料的革命事業一樣，不管願不願意，他就被奉為烈士了。

延伸閱讀：典型的高峰會決議就是許你一朵天邊的雲彩，無限美麗，但也不著邊際。（懶得翻成中文了，看得懂的請參考，看不懂的對不起。）

後記：還是舊稿，補了一點點新東西。圖是本（34）屆日本北海道洞爺湖世界首腦夏令營（サミット，Summit）外日本抗議組織的 logo。同一批大人物們明年夏天會轉檯去義大利的 La Maddalena：真是冤家路窄，又遇上討厭的貝魯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歐洲的憤怒青年，你們準備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