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到德國的第一年，住在位於市中心的宿舍。那半年多活在世上唯一的目的，就是通過及格率只有三分之一的語言考試。它不是意外的試煉，幾個月前的某天傍晚走向登機門的那一剎那，這件事就已經完全確定。你可以說我勇敢，不過還是請你相信，人只要浪漫到了自以為是的程度，就真的什麼都不怕。用功既不是我的興趣更不是我的專長，只是不得不然，但考試的事一向難說；會不會過？有希望，但是沒把握。沒有過關，後果非常嚴重：不及格，入學許可當場就成了一張廢紙，不能註冊就不能延簽證，不能延簽證就得回家，之後還會有一大段時間沒有辦法好好面對因無能而夢碎的自己，想到這裡，朗朗青天也要黑掉一半。徒勞的人生再可鄙也不過如此了：大清早起床，擔心自己必須具備的某種能力沒有辦法在下一個日出之前繼續向上提昇；夜晚入睡前，又很緊張即使生命毫無長進，笑面虎一樣的上帝還是無情地從我的時間帳戶裡扣去二十四個小時。天天在宿舍所在的百年老屋以及只認得老師、同班同學卻始終面目模糊的語言班之間像鐘擺一樣來回晃盪，這難以駕馭的「番邦語言」像座你每爬一寸、它就同時又長高一寸的大山，蠻橫地擋在某段「光明前途」的最前面。如果世間真的有什麼事令人徹底絕望，我想首先絕對是因為看不到終點的緣故。
某個初春夜裡十一點，路燈代替了月光，把亮晃晃的死白烙印在空曠的大街上，氣溫低得令人鼻腔乾澀、聲帶僵硬。一如其他尋常的夜，我的影子被書桌上鵝黃的燈光拖了出來，循著大腦的皺摺踽踽獨行，在複雜的動詞變化、例外多於規則的名詞性別、各種詭異的句型結構、前所未聞的假設語態、以及無論怎麼背也背不完的單字所共同組成的迷宮裡頭昏腦脹，同時努力調整聽覺神經系統裡的語言頻道，試著訓練自己在最短的時間內，將幾個月之前才突然開始二十四小時全天候接收的陌生發音與腔調正確而反射地翻譯成母語。這樣吃力的頭腦體操，跌跌撞撞幾個小時便足夠令人身心俱疲，我開始煩躁起來，便暫時將眼睛移開桌面，抬起頭，朝著馬路對面市銀行大樓牆壁上華麗、古典但已被歲月磨得坑坑疤疤的浮雕，放鬆地張望。
樓下石板路上有人群移動。細碎的腳步聲混著模模糊糊的談笑，黑壓壓地自遠處緩緩飄來。住在鬧區中的鬧區，聽到酒酣耳熱的觀光客在深夜大呼小叫一點也不稀奇，我習慣性地寬容，一如面對生命裡許多除了嘆氣之外無計可施的時刻。
突然，一段音準略有失誤的標準台語歌聲拔地而起、直衝耳際：
「喔……瞎瞇攏不驚！喔……向前行！」
幾個月以來，以我為中心的世界裡陽光一天比一天灰暗，恍惚之間末日好像就要降臨，但這因為高亢而竟然有些「悅耳」的「噪音」卻讓人心頭一震，我發現過去有意無意把軟弱當特權的自己不過是暫時置身冷酷異境。像退伍的當天凌晨兩點聽見起床號，我被善意地提醒生命中某一段無法忘懷的灰頭土臉正穩定地接近終點，同時假裝不知道之後或許還會面臨其他更難以招架的狼狽。那兩句歌聲應該算不上是某種鼓舞，不過已足夠讓我認清現實：之前也曾埋怨過這世界為何如此冰冷，讓個人客觀上渺小、主觀上巨大的困境如此令人窒息，但此刻不得不心虛地承認，挖了洞讓自己掉進去的其實就是自己。
退無可退的窘態越來越禁不起滿懷善意的關心與探問。我想我得儘快掙脫「自我感覺不良」的沈溺，在一切關於「啊你怎麼會落到這個地步」的解釋開始變得滑稽之前。
緩緩從窗台邊抽身，混雜著頓悟似的清醒，把打了敗仗般的軀殼扔進單人床的被窩裡。青春無敵的林強在腦海裡蹦蹦跳跳，除了眼睛比我更大所以眼神比我更亮，他那相信「即使天塌下來都要撐住、未來總是充滿希望」的興奮臉龐，跟我幾個月前收到「粗拉送」（Zulassung，大學入學許可）時一模一樣。命好的人比較喜歡面對現實，因為幸福就在當下；自討苦吃的人得不斷將對未知前景的樂觀盼望化為意志力，才能說服自己今天所有的辛苦終究不會化為烏有，「好日子已經很近很近了，只是你現在暫時還看不見」。生命的轉折雖然遲但角度多麼美好，我想像未來幾年，每個禮拜會有幾天坐在八十年前韋伯（Max Weber）演講「學術做為志業」（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大講堂，此刻念得昏頭轉向的「蟹行文字」會規矩、乖巧地按照我的意思爬滿筆記本；下課了，跟老師微笑說再見之後離開教室，大理石走廊盡頭必有溫暖而堅定的明亮，彷彿古典詩人與啟蒙哲學家走出書本時散發的炯炯靈光。
思緒回到這小小的房間。課本與講義在眼前一一散亂攤開，從桌上蔓延到地上，再攀爬到床上。今晚這世界始終沒有發生令人感動的改變，艱澀的文法不懂的還是不懂，單字性別記不得的依然記不得。起身走進浴室，找了條毛巾，弄濕，把扭曲的五官抹回定位，對著鏡子發了一點呆。
喔，瞎瞇攏不驚。喔，向前行。
圖：皮匠街五號（Ledererstraße 5, 80331 München），我在德國、也是在慕尼黑的第一個落腳處。整棟屋子屬於一個號稱德國最大的音樂性學生社團所有，這個社團只收男生，成立至今超過一百四十年。當然，歷史一久、規模夠大，就會有大人物出現，而我們社團的「學長」裡確實有偉人，其中最有名的是諾貝爾獎得主、大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他當年是合唱團指揮。
房子的一樓是有名的豬腳店，每天早上出門時，靠近宿舍大門這一側的大透明玻璃裡總有一隻死相安詳、細皮嫩肉的大肥豬地被赤條條地凌空架起，而且體態完好，姿勢不卑不亢，但傍晚回家再經過同一面櫥窗時，牠不見了，只看得到旋轉烤肉架底下的鋁製大托盤裡有一堆肉屑，連骨頭都無影無蹤。算算我在這幢房子待過的大約十五個半月裡，超過四百隻豬就這樣前仆後繼、無聲無息地在人類胃腸的絨毛與黏膜之間消失。
在這張照片裡可以看到我的房間：以分成白綠兩色書寫的豬腳店店名那一面牆為準，二樓左邊數來第二個窗戶就是。我搬走之後，宿舍為了照顧許多阿公級學長的需要而加裝了電梯，我的房間因為位置的關係被改建成電梯間。古建築現代化之後，竟然也順便剝奪了故人憑弔遺跡的權利，於是我再也沒有回去，因為景物與人事都已陌生，見了徒增欷噓。
（N年前舊稿，部分重寫）
台灣又被中國吃豆腐了。這回是為了一把火。
在納粹德國的奧運官方海報中，有一張有個歐洲地圖。在這個地圖裡，屬捷克斯洛伐克、但是居民主要是德裔的蘇臺德地區（Sudetenland）被畫進「德意志帝國」的領土範圍內。表面上這件事是蓄意還是無心外人無從得知，不過捷克斯洛伐克認為這絕對不是德國的「一時疏忽」，而是覬覦這塊土地很久的納粹政府惡質又明目張膽的主權侵犯。雖然地主官方還是讓聖火傳進布拉格，但當天大批「政治體育不分」的群眾一肚子火上街集結、強力干擾，結果這把火傳著傳著，最後竟然熄掉了。
藝術與政治的關係是什麼？
前一陣子島上在吵關於銅像的事。政府要把軍隊裡的銅像搬走，一群人因此很生氣。念舊又感恩的人們毫無意外地開砲了，還有個當年波斯灣戰爭時天天上電視預測局勢，結果總是槓龜的「戰略學者」現在當了國會議員，他開記者會說，喵的這海軍出身的國防部長最沒學問，人家西點軍校校園裡華盛頓、艾森豪不也站得好好的，點點點。
妳一定認得這位先生。大人們說，沒有他就沒有這個國家。他一輩子被記得最牢的三個主張可能是我們的島上有史以來流傳最廣的暢銷名著：終身職的國家領導人親自代言打書，新聞局長會同教育部長負責全面推廣，校長跟老師們撒網一樣串連起最堅強、最綿密的下線以督促學生們辛勤研讀，所有年輕的讀者們被要求務必「夙夜匪懈，主義是從」。這種行銷手法達成的實質效果，是讓整個島上的幾十萬高中生整齊畫一地接受了「乖乖針」預防接種。只是這個腦下注射的效果不一，有的人體質頑劣，打了也是白打；有人則是在藥效發作時忠勇愛國了好一陣子，但「轉大人」之後腦性麻痺的毛病便漸漸痊癒；當然，同時誕生的還有一群因此對所有「破壞社會安定」的思想毒害終身免疫的人，他們在心裡把遺像、紀念歌跟自己的祖宗牌位供在一起，天天沐浴在光頭領袖英明慈愛的光輝之下，幸福直到永遠。島上每個人對他的感情都有著不同程度的漂流，於是即使生活在一起，卻也無法共同想像一個美好的未來。到了今天，各人的夢境不但彼此疏離，甚至已經水火不容。